《繁花》火了，人们才发现，20年来默默为他人做嫁衣的文学编辑，实乃一大“潜伏者”。作家小白曾说：“在金老师那些表面看来富有灵气、活泼而充满趣味的插画中，暗含某种忧伤、甚至残酷肃杀天地不仁的意思，只有熟悉他，而且亲耳听他讲过那些故事的人才能有所体会。”

金宇澄1952年生，土生土长上海人，知识分子家庭出身，母亲毕业于复旦新闻系，父亲出自吴江古镇家族，年轻时曾属潘汉年领导的上海地下工作者。

新中国成立，金宇澄的父亲担任了某机关处长，全家搬进长乐路机关宿舍。“我爸爸有时很有钱，有时一点钱都没有。1954年‘潘杨案’事发，他立刻被隔离审查，关了两年，随后一切都没有了。他同母亲离开了上海，下放到浙江湖州一个水泥厂，我和哥哥，一个妹妹，三个孩子跟祖母生活。”

蹉跎一代的记忆，即便怀旧，也是被疾风暴雨的现实阻断。《繁花》的少男少女目击上海马路“破四旧”，剪小脚裤，家里兜底翻，“扫地出门”。

1969年，全国一片红，16岁的金宇澄和哥哥一起去黑龙江嫩江农场务农，一做7年，期间种玉米大豆，做泥瓦匠，盖房、砌墙、做石工，伐木，出窑、掏井、打油，补缸，磨豆腐，也做粉条，几次的临时马夫。这段时间，他觉得自己再也回不了上海。当时严格的户籍票证制度，离开城市，缺失户口，样样凭票。直至1977年，他从东北“病退”回沪。

《繁花》中，饭桌上各人都有酸甜苦辣，说不尽的前世今生。金宇澄说，有意不写知识分子和农民，城市的草根群体有着更复杂的人生之谜。“上海太丰富，《繁花》《回望》只不过是我立足这几平米所见。这座超级大都市，曾经完全被敞开拉链，然后它慢慢闭合，变为了神秘森林，即使你在上海生活一辈子，也只会熟悉身处的几个街区，好比站在森林里，你只能见几平米的环境里有什么动植物，远远看过去，森林永远是幽暗无比的，里面突然有个黑影过去，都不知道是什么闪过去了。”